当前，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。但疫情在全球有蔓延之势，并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影响了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与发展。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，疫情也对我国金融安全产生了一定影响，由此，当前应立足国情、放眼世界，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对策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确保金融安全以及经济稳定发展。
新冠肺炎疫情对金融安全的影响
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经济和金融产生了一定的冲击，造成了多方面、多层次的影响，增加了经济金融风险。
一是经济下行风险增大。当前，疫情已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损害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（IMF）、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（OECD）等国际组织纷纷下调今年全球及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增长。从中国PMI整体发展来看，制造业、非制造业新订单指数与生产指数呈现几乎一致的下跌幅度。
从中长期来看，疫情对国内外生产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产业链多环节的接续影响。从疫情涉及产业来看，旅游、交通运输、批发零售、住宿餐饮等生活性服务业直接受到冲击，而制造业前期开工不足也将明显限制生产规模。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的影响来看，制药业、半导体业、汽车制造等行业以及能源产业，所受冲击最为明显。对需求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，居民消费行为将更趋理性、保守，投资活动趋于紧缩，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引发海外需求整体降低。整体而言，我国经济供给侧与需求侧都面临较大挑战。
二是宏观杠杆率提升。自疫情暴发以来，延迟复工使宏观杠杆率承受压力。一方面，疫情已明显制约房地产业、制造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交通运输仓储和金年会（金字招牌）业企业发展，企业利润下降致使企业债务负担加剧，不良贷款率增加，违约风险提升。
另一方面，全国普遍延迟复工、中小企业复工复产率偏低、产业链下游行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复工率偏低，致使经济增速预期下降。在住户债务方面，个人住房贷款和消费信贷是最主要构成部分。企业生产能力下降将向住户偿还能力形成传导，加剧住户债务负担与违约风险。疫情加剧金融风险积累，稳增长与防风险动态平衡难度进一步增加。但就总体发展来看，体现为局部企业的债务杠杆风险与流动性风险，转化至系统性风险的概率较低。
三是金融市场风险增加。自疫情暴发以来，受短期的恐慌情绪、长期经济增长负面预期、全球股市联动等影响，引致世界多国股票市场价格下跌。自3月4日起，全球疫情暴发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下跌，再次引发债券市场恐慌、收益率水平明显下行。在短期，国内债券市场将经历疫情冲击带来的反复震荡。在疫情引致国内外金融市场波动明显加剧的情形下，我国不仅应聚焦当期生产活动稳步恢复，更应关注悲观预期导致的未来需求不足，以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支持金融市场稳定发展，防止金融资产价格下跌引致的企业净资产价值进一步降低。
四是利率风险预期增强。疫情突发期间，居民出于消费、避险等目标而产生的食品类商品消费需求，进一步推动CPI抬升。今年1月CPI同比增速高达5.4%，2月CPI增速稍缓解至5.2%，但仍处于历史高位。与此同时，生产价格呈现通缩状态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（PPI）再度转为负值，同比下降0.4%，显示生产领域有效需求不足。
近期国际油价下行，进一步抬升了PPI通缩压力。结构性通货膨胀通常伴随需求缩减型货币政策。但当前经济整体需求偏低，货币政策宽松预期明确，又将对现有通货膨胀造成压力。在实体经济下行压力区间，结构性通胀与国际油价下行将引发利率风险预期，增加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难度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健性，提升金融风险发生概率。
五是汇率风险积聚。自疫情发生以来，人民币汇率整体呈现走高趋势。预计在未来一段时间，多重因素将对人民币汇率施加贬值压力。第一，经常账户货物贸易面临逆差压力。当前，全球疫情正处于快速传播阶段，疫情带来的海外产业链受阻、总体需求降低都将导致出口规模明显降低。第二，经常账户服务贸易仍然面临逆差压力。随着疫情在多国暴发，其将对海外旅客来华旅游活动产生明显抑制，因而服务贸易仍可能面临逆差压力。第三，国内货币适度宽松加剧逆差压力。为充分应对疫情可能带来的流动性风险，国家增强货币政策的灵活性，早部署、快行动，特别注重预期引导，已形成专项再贷款、货币市场利率中枢下移等多项举措。针对未来的生产生活恢复，货币政策预期还将进一步宽松，由此将增加汇率贬值风险。
六是流动性风险加大。疫情之下，经济主体风险偏好降低，可供交易的资金与交易意愿、到期债务总量相比偏低，引发流动性风险。疫情引发的流动性风险集中体现为企业流动性风险、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、全球市场流动性风险三个层次。
首先，企业流动性风险方面，复工复产的延迟已致使企业现金流压力巨大，餐饮、旅游、电影等生活性消费行业销售额损失预计将分别高达数千亿元。其次，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方面，中小企业日常流水显著低于预期，餐饮业、运输业、房地产业、批发零售业等行业企业清偿能力下降，结合央行适当展期政策要求，致使商业银行现金回流能力下降。与此同时，疫情引发的短期存款流失与到期存款延期进一步加剧了风险。再次，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风险方面，海外疫情的暴发与扩散对全球经济形成冲击，而原油价格下跌同样致使优质资产面临变现需求。多国货币政策调控释放的流动性，虽然能够对资产价格形成支撑，但对抑制病毒传播而言仍然效力有限。企业流动性风险、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、全球市场流动性风险，都将对我国宏观流动性产生压力。
积极防范有效化解金融风险的对策建议
面对疫情对金融体系造成的冲击和影响，我国要加强顶层设计，采取行之有效的对策，科学防范化解金融风险，保障金融安全，支持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。
一是实施稳健且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。货币政策在中、短期内或将继续承担提振总需求的大任。第一，适度下调贷款基准利率，在为全社会流动性整体纾困的同时，部分缓解汇率风险。第二，定向降准更加关注房地产业、制造业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。当前定向降准重点是普惠金融，维持小微企业生命力是主要目标。而鉴于房地产业、制造业、生产性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，应当逐步转向对上述产业的信用支持，特别是确保产业链核心环节企业信贷充足。
二是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财政政策。面对疫情的负面冲击，我国财政政策需注重功能性，在稳就业、稳外贸、稳外资、稳投资、稳预期领域实现支撑，并形成对稳金融目标的有力配合。第一，更加积极地实行减税降费，惠及制造业、交通运输业、房地产业、住宿和餐饮业等行业，尽快缓解普遍存在的流动资金趋紧状况，化解流动性风险。第二，形成就业、外贸专项补助资金，防止失业率增高、外贸需求过低引致的经济增长风险与汇率风险。第三，加大与5G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互联网服务、金融科技服务、基础科技研发活动等相关的“新基建”投入，提前布局与经济中长期增长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，特别是完成产业链重点环节基础设施建设，将为国民经济恢复稳健增长提供助力。
三是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建设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2020年重点工作之一是加快金融体制改革，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，提高上市公司质量，健全退出机制，稳步推进创业板和新三板建设。针对疫情引发的多重金融风险，特别是短期内全球股票、债券、原油市场数次下跌引发的国内金融资产价格震荡，继续完善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体系，丰富非金融企业融资来源，分散银行体系间接融资主体和股票市场直接融资主体风险，是维系长期金融安全的必要举措。
第一，完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建设。当前，包括主板、中小板、创业板、科创板、新三板、区域性股权市场、券商柜台市场在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大格局已初步建立。但创业板对优秀创新企业的吸引力和包容度不高，新三板也长期存在市场流动性不强问题，因此，应加强这些市场建设。第二，关注中小企业、民营企业的债券市场建设。虽然疫情曾致使我国债券市场处于水平波动状态，海外疫情暴发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下跌再次引发债券市场冲击，但宽财政、宽货币的政策预期，将为国内债券市场带来发展机遇。为实现对银行业信贷融资、股票融资的功能分担，债券市场应提升对中小企业、民营企业的融资力度。第三，稳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。为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，一方面要推动传统金融企业与区块链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云计算等金融基础科技衔接，开展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先行试点研究工作，加强金融市场统计信息建设；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灵活适配的金融政策体系，在外部环境更加复杂、内部环境遭受冲击的复杂状态下，继续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，引导融资成本与经济状况、企业承担状况相适应，创新和运用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。
四是健全宏观金融风险预警监测体系。国家和各地区要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监测体系，及时掌握各项风险发展情况，适时采取政策措施化解风险。针对今后一段时间金融风险可能存在的突发性、敏感性、开放性特征，国家和地方应当从三方面健全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。
第一，加强对宏观经济指标纳入，特别是全球宏观经济指标。疫情对金融安全的威胁，以疫情对实体经济的威胁为基础。经济萧条，将成为威胁金融安全的最可能因素。考虑到国内复工复产效率，产业链尚未修复，而国外疫情蔓延同样使得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强，负面增长预期较为一致，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应充分考虑国内与国外经济状况，形成对国内与全球经济增长、国内与全球通货膨胀率、投资与消费活动、经济景气指数、经常贸易差额、外汇储备、大中小企业盈利水平、居民收入等指标的及时监测。
第二，覆盖国内外多层次的金融活动。鉴于疫情对金融业的影响横跨银行业、证券业、保险业，而国外金融市场受疫情影响已呈现明显下行趋势，及时监测国内外不良贷款率、流动性等变化，适时应对潜在风险，才能降低风险传染概率。
第三，运用临近预报技术实现高频监测。受制于数据发布速度，现行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具有一定的滞后性、低频性，最快仅可按月度频率发布。针对疫情带来的多重不确定性，为形成及时、有效的金融风险监测预警，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可依托临近预报技术提高监测频率，对经济与金融发展形势展开实时分析。
（本文来源：经济日报 作者朱启贵 系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党委书记、教授）
